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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土族妇女的金、银、铜制耳环多刻有花纹或镶有红珊瑚、绿宝石,下面还垂有五色珠,并在珠上缀挂穗子。其中最讲究的要数“上七下九”或“上五下七”的银耳坠。用数串五色瓷珠把耳环连在一起,珠串长长地垂在胸前,好似数条项链。

  互助土族自治县西山和西沟地区,是青海省土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地,在这一地区的土族女装中,土族项圈是必备的装饰之一。有关土族项圈的来历,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。相传在远古时代,龙王山下的索卜滩上生活着一对兄弟,哥哥叫莫日,弟弟叫尼达,他们同时爱上了美丽的姑娘腊月花。后来,生性贪婪的莫日喝下了东海孽龙吐出的毒涎水,变成了一条巨蟒,而尼达则变成了一个石人。为了惩治巨蟒,救出尼达,腊月花不仅和姐妹们发明了安昭舞,而且还将一条铁链挂在了巨蟒的脖子上,这条铁链就是土族项圈的雏形。

  据多年来一直研究土族文化的学者保广元先生介绍,土族项圈一般是由硬质的布片和金属片制成,最原始的项圈上还镶嵌着贝壳和骨片等物。因为吐谷浑的先民是来自辽东地区的鲜卑族,他们有使用贝壳的习惯和条件,在项圈上镶嵌贝壳作为装饰,或可看做是吐谷浑的遗风。

  彩虹袖是互助土族传统服饰中最典型的标志之一,互助县也由此赢得了“彩虹之乡”的美誉。在互助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谚,土族阿姑穿上彩虹袖“走起路来摆三摆,蜜蜂彩蝶赶不走;拂袖跳起安召舞,恰似彩虹下凡来。”这无疑是对彩虹袖最诗意的咏叹和赞美。彩虹袖俗称花袖,土族语中称为“秀苏”,是一种用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、紫、绿7种颜色的布料缝制的套袖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在每篇选文的注释之后,吕叔湘又别出心裁地设有“讨论”,其目的正如自序中所说的那样,“除一部分和词句的义蕴有关外,大率以引发读者的经历见闻和所读文字相印证为宗旨,希望能帮助养成一种比较良好的读书习惯”。这番良苦用心也让叶圣陶大为赞赏:“他的指导又往往从所读的篇章出发,教读者想开去,或者自省体验,或者旁求参证;这无关于文言不文言,意在使读者读书,心胸常是活泼泼地,不至于只见有书,让书拘束住了。”就讨论所涉及的范围而言,往往不拘一格,因势利导,的确很能彰显“活泼泼”的特色。如《志林》部分选了《记承天寺夜游》,讨论中评说道:“此篇寥寥数十字,而闲适之情毕见,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相比,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,更见含蓄,此则诗与文不同也。”又引申说:“东坡自称为‘闲人’,须略说数语。唐宋贬官之制:或降级改任边远之地,如韩愈之贬潮州,柳宗元之贬永州是;若予以有名无实之官,而复加何处安置字样,则谪而近于戍矣。贬官而犹有职守,仍不得为闲;谪降而本郡官承朝中之意加以监束,致言动皆不自由,亦仍不得为闲。东坡之在黄州,既无职守,复无拘箝,则真闲人也。然亦须人自能静心澄虑,方能享此闲福,若得失在怀,悔尤萦梦,虽有闲适之境,亦无闲适之情,此东坡所以谓世少闲人如吾两人者也。”或提示意境相仿而机杼各异的作品,以便读者进一步寻绎比较;或逐层剖析作者的特殊境遇和微妙心态,引导读者设身处地去领略个中意趣,都做足了功夫,而绝不敷衍了事。有些讨论还直接联系现实,如《鸡肋编》“馓子”条述及宋代走街串巷售卖熟食的小商贩,“必为诡异标表语言,然后所售益广”,吕氏由此议论道:“各种叫卖之声实在是个很有趣味的东西。所用词语有形容恰当可味的,也有像此所说‘诡异’可笑的。在声调方面,有比较直率的,也有悠扬可听的,小楼深巷,偶然飘过一两声,往往令人神往。(现在的大廉价用铜鼓喇叭大吹大擂,或用播音器传送一些恶俗音乐,只能叫人掩耳而过。)读者能学说一种否?”娓娓道来,随意点染,本身就已是冲淡隽永的小品,读来饶有情趣,耐人寻味。

  既然称之为“讨论”,编撰者自然不该持有定见,而应当鼓励读者各抒己意。如《老学庵笔记》中的“不了事汉”条,记施全刺杀秦桧未遂,反遭擒被诛,行刑之时,“观者甚众,中有一人朗言曰:‘此不了事汉,不斩何为!’闻者皆笑”。注释中最初并未诠说“不了事汉”的含义,讨论部分则一口气列出三项:首先,“秦桧当政,力主和议,自来评论,不一其说,试综述当时形势,下一断语”;其次,“此故事中所反映一般民众对于秦桧之态度如何?试就此事申论政府与民意之关系”;最后,“暗杀是否政治上有效之手段?何种政制之下可以不致有暗杀之事?”不久就有读者致书杂志编者(载《国文杂志》第二卷第四期),指出“‘了事’、‘不了事’本为宋代成语”,原文中语带双关,“一方面固然指刺秦不成为不了事”,“同时也等于说‘这个爱国军人还不应该杀吗!’闻者皆笑,因为这话表面上骂施全,而实际上却把秦桧骂得入骨三分,无话可辩”。吕叔湘在结集之际尚未及采录其说,待重印时就从善如流,在《三版跋》中大段摘钞来信作为补正。这位读者的态度无疑是同情施全而憎恶秦桧的,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宋以来舆论的主要倾向。但仔细玩味讨论中的措辞,似乎并没有如此爱憎分明,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供商榷研讨。事实上确实有人并不认同早有定谳的评价,吕思勉在早年所撰《关岳合传》(中华书局,1916年)中就强调,秦桧“不惟非奸臣,且为靖康末之劳臣,建炎时之忠臣”,应该“但责其公罪,而不诬及其私德”(见该书第十一章《秦桧》)。尔后在《白话本国史》(商务印书馆,1923年)中仍然持同样的主张,以为“和议的在当时,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”,“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,却因此而大负恶名”,并钩稽排比相关史料详加分析,认为“秦桧一定要跑回来,正是他爱国之处;始终坚持和议,是他有识力,肯负责任之处”(见该书第三篇第一章第二节《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》)。吕著在当时多次重印,发行量极大。而吕叔湘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曾担任过苏州中学图书馆馆长,亲力亲为撰写过不少书评,应该也留意过自己本家的这些专为中学生撰著,甚至直接利用中学授课讲义增补而成的论著。他本人后来还专门考释过秦桧将岳飞等人定罪时所说的“莫须有”一词(收入《语文杂记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1984年),强调其意即“恐怕有”,带有测度疑问的意味,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语气专断蛮横的“不须有”或“必须有”。语意理解的细微差异,大概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对相关人事的评判。而此事归根到底,就像吕思勉后来所感慨的那样,“其实欲言民族主义,欲言反抗侵略,不当重在崇拜战将,即欲表扬战将,亦当详考史事,求其真相,不当禁遏考证也”(《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 总结》,转引自李永圻、张耕华: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),严肃的学术研究本不应设置禁区,惟有提供自由平等的研讨空间,才能不断深入复杂隐微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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